论文关键词：文化工业批判  历史语境  个人经历  文化因素

　　论文摘要：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表现出了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但是其悲观性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基于历史背景、个人经历和文化因素这三个语境中生成的。

　　    文化工业，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即文化产业。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商品化已经进人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文化的工业化是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较早提出“文化工业”一词并建立了文化工业理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的商品交换理论，阿多诺发现，文化工业成功地对大众实施了欺骗和操纵，最终使大众成为“被动接受者”，并被总体性地整合到了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中。对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建立了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以(启蒙辩证法》为代表著作。他们的批判十分尖锐，表现出了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马丁·杰用“无情的敌视”来形容他们的这种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化工业的部分本质特征，暴露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故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的广泛关注，“现今任何对大众文化的讨论都无可避免地要包括对阿多诺群众文化理论的某种评估”(1l(z9y。

    近年来犷国内学者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研究颇多，其中也不乏对他们理论语境的论述。这些研究给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但也要看到，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强调了他们理论生成的历史语境，而对个人语境和文化语境的论述较少。

    特别是对阿多诺采用的夸张的表述方式没有提及。本文将结合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来论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生成语境。这对如何在中国本土语境下客观评价这一社会产物—文化工业，并建构自身的理论话语有一定的作用。

    一、历史语境

    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属于他的时代的。如果把他的思想无限放大，成为永恒的真理，必然导致荒谬。同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想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和批判有它特定的社会基础，也就是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深深植根于它所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据《启蒙辩证法》前言，该著作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统治行将就寝的时候撰写出来的”，而且，其揭示的主题也是“根据20世纪30和40年代美国的社会现象”而产生的。由此可见，《启蒙辩证法》的时代语境有两个重要的社会背景:一是纳粹主义的灾难，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兴盛。因此，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社会和战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就提供了两个最为典型的语境。马尔库塞这样描述了德国当时的时代状况:“该时代是一个充满集权恐怖的时代:纳粹统治的力量登峰造极，德军的铁蹄践踏着法兰西。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标准，不是与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同流合污，就是被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取而代之。}}(z)ll)当时的纳粹主义并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意识形态，而是经过了充分的艺术化和审美化的文化包装，从文学、艺术、音乐到仪式化、戏剧化的大型公众活动，纳粹主义都充分利用现代工业和科技的艺术效果来达到控制和操纵民众思想的最大目的。而处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到处都是大众文化的迹象。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对美国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学者指出:“在整个3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比新闻影片、画报、广播节目以及好莱坞电影更能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了。对于知识界以及一般公众而言，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无孔不人、无法回避的。不管电台播放些什么，不管电影公司放映些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晚上听无线电，每星期看两场电影，已养成习惯。甚至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日益取决于《生活》杂志和《时代的进展》节目中卢斯观点(这和(启蒙辩证法》中的观点吻合，可见阿多诺他们确实注意到了此现象。)，人们认为恰当的举止也要以电台或银幕的明星为典范。除了这些明显的现象外，传播工具还有更微妙的作用:“总统利用无线电广播使得政府好像亲切地来到了每个家庭的炉火边，从而取得了人们对新政各项政策的支持。新闻记录片的技巧和电影对白一下子闯进了文学领域，连小说家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承认，如果他的技巧不能适应大众文化的新时尚，便无法生存下去。”[3)(23)

    二、个人经历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工业展开如此激烈地批判，以及对其所怀有的明显悲观态度，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的。因为“记忆、反思和经历都是理论构造的必要组成部分"[4)(149)。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目睹了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统治，对德国法西斯利用宣传工具操纵大众意识有痛切的感受，部分决定了其文化态度:“奥思威辛集中营无可辩驳地证明文化失败了，奥思威集中营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n [5)(367)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于是，奥思威辛几乎成了他们内心深处无法摆脱的阴影。霍克海默在纽约的秘书麦尔曾经描述过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研究所”所面临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必须抨击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可以说这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一个信念，正是这一信念把我们团结到了一起。我们都觉得有一种使命，包括所有的秘书，所有参加研究所并在那里工作的人，这个使命确实使我们产生了忠诚和一体的感情。n[6)(165)于是研究所的成员被法西斯无情地驱逐，从此开始了颠沛的流亡生活。然而当他们到了异地美国时，到处都是大众文化的迹象，人们热衷于大众文化的消费，并且津津乐道。法西斯主义统治下所产生的痛切感受，自然而然使他们对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操纵特别敏感。凯尔纳指出:“法西斯主义对研究所的计划与理论构成了重要影响。它把‘研究所’成员驱赶到流亡状态，从而也极大地塑造了他们的理论兴趣、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对政治与社会的态度。rr[3)(22)因此可以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是法西斯主义阴影笼罩之下的产物，法西斯主义带给他们的心理创伤与痛苦记忆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既定的心理图式—大众文化是极权主义的温床。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就转换成了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而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又是对法西斯主义批判的合理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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